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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村是老解放区，那时抗战已经胜利，连喘气都顺当，咱庄里庄乡的，就缺个剧团唱唱戏，耍把耍把、乐呵乐呵了。

说归说，这可不是件容易事。当时，虽说有了土地，能填饱肚皮，不再穿补丁摞补丁的衣服，但兜里没多余的钱。我们村离德州十几里，进一趟城用不了多长时间，但能去德州逛逛的，全村没有几家，更不用说进戏园子看戏了。怎么办？叔叔大爷们有办法，那就是自学、自排、自演。

新中国成立当年，村里就有了剧团。人们习惯叫它“庄户剧团”，说白了就是“庄稼人剧团”。全村上千口人，会吹拉弹唱、能跟着唱片哼两句的人，还真不少。村里凑了点钱，区里又支援了一下，行头、乐器就置办得差不多了。能进小剧团的都有一种荣誉感，没有人提报酬，用今天的话说，都是自觉自愿的“志愿者”。二十多个人的小剧团，什么戏好学好唱，就学什么、演什么，不但能唱河北梆子，也能唱京剧、评剧。演员们初次登场，锣鼓点不齐、演员忘词，是常有的事。唱着唱着忘了词，做“导演”的李爷爷就踩着小碎步从后台上来，凑在演员耳朵上嚓嚓几句，然后颠颠儿地跑回去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台下就响起一阵善意的笑声，演员一张口，立马静下来，两眼直直地瞅着台上，眨都不眨。

要唱戏，就得有剧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德州城建了电影院、剧场，人们仍习惯叫它“戏园子”“电影园子”。戏园子唱戏卖票，观众凭票入座。开戏前先是“打嗵”，也就是敲锣打鼓，是用这种方式告诉人们要开戏了。“打嗵”不是瞎打一气，要像唱歌伴奏一样，按谱子来。一般“打嗵”三遍，才正式开演。这些传统，大都被我们村的小剧团继承下来。但有两处不一样，一是我们村的剧场没有固定地方，哪里宽敞背风，就设在哪里。比方说，剧场本来设在李家大院，年后李家在院子里起了一间房，地方窄了，不适宜当剧场了，就得另找地方。二是不用花钱买票，场内没有座位，要自己带。坐马扎、小板凳的在前，带椅子、板凳的靠后，这是硬规定。在靠前的地方，放上十根八根的檩条，就算是“雅座”了。有时看戏的人多，后面的听不清或看不见，就拼命往里挤，坏小子趁机捣蛋起哄“打哗啦”，弄得人们前仰后合，戏演不下去。出现这种情况，民兵连长就会带民兵到场维持秩序。所以，每当村里唱戏，我总是催着母亲早做饭、早吃饭，找个好地方。如果打了头遍嗵还没吃饭，就干脆不吃了，提着马扎就往剧场那儿跑。因为年龄小，我一个人到场看戏的时候很少，多是与奶奶、母亲一块儿去。看戏的人那叫一个多，老老少少、男男女女，就连平时不大出门的闺女、刚过门的新媳妇，也没了往日的羞怯，早早赶来占地方。人们图的是热闹欢喜，少不了要买些花生瓜子糖果什么的。久而久之，戏场周围就成了小夜市。小贩们多是推着单轮小车，车篷横梁上挂盏提灯，将货物摆在车盘上。还没到戏场，远远的就能闻到一种诱人的味道，馋得人流口水、咽唾沫。不用吆喝，自有大人孩子光顾。我惦记着到场看戏，更惦记着夜市的糖果和香喷喷的包子。

几年下来，小剧团已能唱七八出戏。每年正月初四五就搭台唱戏。为了让人们多看几出戏，就与附近的几个村联合串演。出村串演没有报酬，如果时间晚了，就在村里吃碗面条，吃完这碗面，把嘴一抹，便带上戏箱回去。这样，每个村唱上三五天，就过了正月十五。实际上每村都有几个好角儿。我们村的“梆子腔”最棒，特别是演小生的陈伯，唱得真好。大冬天北风冷得刺骨，人们冻得直打牙巴骨，可中途离场的没有几个人。有一次冻得实在受不了，我硬拉着奶奶、母亲回家，躺在被窝里听。那笛子声、板胡声、陈伯的小生腔，抑扬顿挫，悠扬婉转，灌得村里满满的，陪着我进入梦乡。后来我上初中，读鲁迅先生的　《社戏》，先生童年对社戏的反感，我一点儿也没有。

我们村的庄户剧团自打成立，一直唱到1964年。从此，唱戏改成了演节目，演的当然是歌颂党的政策的，上台的大都是年轻人，但也有例外。一次，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奶奶，踮着一双小脚上台，用半生不熟的京腔说快板儿，风趣又热闹，逗得人们笑弯了腰、乐岔了气。

作者：邓南邨 编辑：李耀荣